总    序

盖闻一音宣法，随类生信；三乘阐教，迷情自识。然喻月一指，宜有隐显，见悟真如，亦资象教。昔者法王道开，建智慧之舟梯；伽蓝启立，发信根之枝干。是以菩提长者，竞献舍卫之园；大梵轮王，争辟物像之境。其后善逝诲迹，舍利爱分，甫覃八国，周遍十方。如来去其渐远，象设由是郁兴。所以缔石布金，巍巍配山川而遍满；凿山雕窟，奕奕与天地而争工；是知慈容下映，为众生解瞻仰之因；材朴重雕，实黎人启慧心之地。然年代日远，法教衰替。陵迁谷变，宝塔共榛灌而邱墟；烟沈水绝，灵台与风云而块莽。自那烂陀衰，超岩灰灭，天竺教迹，焚灭无闻。可叹祇园故址，下听雷𩃀；鹿野余基，俛临风雨。五天能仁之传，失者久矣！

泊近代以降，梵迹日出而学术日新。于是乾陀重见法王之典；天竺复耀佛宫之照。繇是寰宇之间，学者接踵、论者如云。则知觉道深妙，其大矣哉！

石窟寺之目，古典无之。名虽创于今，义实取诸古。盖古德立义，爱有多名。或名道场，即无生廷也。或名为寺，即公廷也。或名净住舍，或名法同舍。或名出世间舍，或名精舍。或名清净无极园，或名金刚净刹。或名寂灭道场，或名远离恶处。或名招提，或谓兰若。并因事立义，于古有征。是知石窟寺之为名，亦得其宜。

石窟寺之学，自英人以还，迄于今日，世之治东方学者，概有此部。论撰则初沿考古之体，续入印度学之流。于今风气循环，覃研此部，转成学术之要的，比类寻考，各有成编，东西学者莫不以心得出之。始则诠释其图文，后则论讨其流派，措议以僧俗之史，叙列于文明之间。其品鉴非不精妙，然去古日远，胜途弥长，复以茫茫沙碛，览挹不易周详，浩浩鲸波，经纬难乎铨贯。循像以探，多杂局外之语；推原以参，难免隔阂之文。虽多便检之书，然大纲要领，观者茫然。复以印度石窟，虽曰徽外，亦关国史。隋唐艺术，莫不有所取受，西域诸国，每多化其遗芬。含商咀徵，沾溉至今。然吾国学者问涂于此，不多觏也。有之，则自奉天宿先生白、临清季先生希逋始，继臻此道者，皆戛戛独造之士。

观夫印度石窟，绵历久远，纷纭千载，莫有铨贯，岁月逾迈，本源将没，编者患之，遂倡是编之作，以昭示乎学林。然文献未集，则咨访不易为功。八例求书，非通达古今不能作；五事证经，非心知其意不能思。是以著述之作，尤贵去取。编书则欲其通贯，读书则愿其分析。今有四川大学李翎教授，殚精于美术考古之学，著述宏富，致思精深，所论足以振发学者。遍历五竺，一一诣其旧迹，乃于印度诸石窟，爱取八处，绵亘千载（起前三世纪至公元八世纪），分门别类，裁而刊之。冀由铭文、图形、塔庙、石刻之通观而达于当日之实，由当日之实而推于历史之情，由历史之情而通于文明之初意。其间迹象所由，实学者所当长深思也！

於戏！大教东流，激发禹域，能仁以八万四千之旨，继传正法于中国。其间大士云出，驰三车以济有结；法门广辟，阐四慧以显无生，于今二千载矣。昔晋平阳沙门法显，唐慈恩大师玄奘，越万岭而投身，度千江而忘我，冀使教崇宇内，芳传后叶。今复善士接踵，继扬古德之鸿烈。咸起大心，阐扬懿美；助以斯编，布之学者。岂特吾国人之光？斯亦诚环球学古者之所深幸！

余语乏清英，不敢以俗之谀媚之辞叙，略陈编者之意，谨为来者告焉。

湛如谨识于京华燕园        
时甲辰应钟之月        

前      言

李翎

中国佛教的源头是印度，中国僧人修行场所的建制也模仿了印度的石窟寺。佛教中国化是铁的事实，但是哪里中国化了？为什么中国化？潮源是最直接的办法，通过溯源才有可能找到变化的节点，解开变化的原因，这是本套图书编辑的初衷。

自2016年底起，笔者开始访问、踏察印度古代佛教遗迹，并尝试与当地学者沟通，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。在这些接触与调查过程中，笔者发现中国学者有时存在一些常识上的误解和基础材料的缺环，而常识和基础知识是支撑我们进行深人研究的根基。比如：什么是支提，什么是塔，支提窟、僧房窟的概念与使用，舍利的纳藏，洞窟开凿与王朝、商道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当巽伽王朝于公元前2世纪“迫害”佛教、令佛教中心向西北转移的同时，中南部印度的萨特瓦哈纳政权正以极大的热情赞助佛教，且这种热情持续了至少三百年。不仅如此，巽伽王公贵族赞助佛教的事情也记录在如桑奇大塔和巴如特塔上。我们需要通过了解印度早期石窟的建造和变化，来重新思考中国佛教以及中国石窟寺的营建与样式演变。

早期僧人的生活方式是云游和行乞，以“树”为寺的生活，并不需要固定空间。石窟寺的产生，缘于僧人的定居和组织性僧团的出现。佛陀制定了“雨安居”（Vassavasa）律条之后，三个月的雨季安居生活决定了僧人对固定居所的需求，僧人最初安居的地方就是洞窟（Lena）。洞窟可以分成两种或者两个阶段：天然洞穴和人工洞窟。开始时，僧人选择天然洞穴居住，但是三个月的时间并不短，天然洞穴常有不便之处。于是，人工洞窟产生，即“依山起立精舍”。山中起立精舍需要广大信众的布施。信众对僧团的供养，早期主要从僧人“摒除外缘”、专心修行的角度考虑，为僧人提供“饮食、衣服、卧具和汤药”（即“供养四事”），后期布施物越来越多，包括村庄、田产以及钱财，玄奘描述那烂陀寺的情况如“国王钦重，舍百余邑……邑二百户”（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三），在公元前后已经发生，所以，石窟寺的建造是从简单的“僧坊（房）”，发展为配套设施逐渐完善、装饰日趋奢华的石窟寺建筑群。

考古证实，第一个人工石窟可能是阿育王为僧人修建的苏达玛石窟，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。之后，组合性的多功能“石窟寺”逐渐出现。通过调查可知，早期洞窟开凿的大致过程是：1．选址。人工石窟多选址于风景秀丽、距中心城市不远、有水源的商道上。2.试掘。位置选好之后，工匠往往在一处岩体上尝试性开凿一两个洞窟，放置一年左右，这期间观察岩体是否稳固、雨季时的滲水情况等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才开始石窟寺的整体设计，包括洞窟组合与走向。3．营建核心洞窟。石窟寺首先开凿的是供僧人安居的庇护所，即僧房窟，这正是佛教“石窟”的本意。但当“石窟寺”（石窟组合）形成后，其核心建筑往往是礼拜用的支提窟，有时主体僧房窟与礼拜支提窟同时设计并营建。调查也发现，有的小规模石窟寺没有专门的支提窟，只有僧人的“庇护所”，即僧房窟，而用于宗教生活的支提有时会建在僧房窟内。主体僧房窟和支提窟空间通常较大，即使没有装饰性雕刻，洞窟的壁面也会经过仔细处理，比如抛光或抹灰泥。4.排水系统。排水系统是印度石窟寺建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，由于印度有明显的雨季，僧人的安居正是为了躲避季风暴雨，这就要求洞窟有较好的排水系统，以保证在三个月的连绵阴雨中，洞窟可以保持相对干燥的生活环境。

目前发现最早的有纪年的人工洞窟为罗摩舍仙人窟（LomaSRsi），该窟坐落于比哈尔邦巴拉巴尔的龙树山上。因为其中有珍贵的题记，由此可知这个洞窟阿育王时代（或认为是阿育王孙子时代）开凿的。这个洞窟虽然在窟楣上雕刻着佛教主题的大象与塔图，但是窟内题记显示，它是为“阿什斐迦派（Ajivika）僧人所建”，阿什斐迦可能是一个独立学派，所以现存最早的人工洞窟似乎并不能说是佛教石窟。可以确定为佛教洞窟的最早案例是巴迦和朱那石窟，它们没有明确的纪年，但是通过洞窟形制，印度学者通常将之定为公元前3世纪中或公元前2世纪初开凿。

关于视觉佛教的时代背景，中国学者熟悉的是贵霜王朝。在讨论中国佛教或中国视觉佛教受印度影响时，往往会提到贵箱。但是贵箱政权主要辖区在印度西北，包括现在的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地，同时贵霜又是一个外来民族，其势力范围没有延伸到广大的印度中、南部，特别是石窟寺分布的主要地区—德干西部。贵霜治下的犍陀罗视觉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新疆地区，延伸可及河西。所以，讨论中原视觉佛教，甚至包括云冈石窟，还需关注印度内陆及其东、西沿海的佛教遗迹。

印度西海岸，沿希高止山脉大约分布有超过一千二百处石窟群。这些石窟寺的开凿与经营情况如何、由什么王权支持、分属什么学派等，都是需要.......

本书出版获稽山书院资助

山因人而名、人缘书而智。